中國商周時代青銅器的產(chǎn)生象征著古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，它是等級森嚴的貴族社會崇尚禮制的特殊產(chǎn)物。當時用于祭神享祖、禮儀交往、宴饗賓客等活動中的稱為禮器。不同身份的貴族，擁有與他們地位相稱的禮器。在青銅器鑄造發(fā)展的漫長時間里，青銅器種類的繁多，紋飾的精美，鑄造技術(shù)的完美是古人創(chuàng)造能力的光輝體現(xiàn)。
商周時代青銅器的形制有盤、觥、尊等許多種，而其中聲名最為卓著的是鼎。它是古代貴族烹飪祭祀用的器具，一般為圓形，有三足兩耳，也有方形四足的。因作為烹飪用，古人又稱它為鼎鑊。至后世，道士用它來煉丹藥。再后來，人們在廟堂中把它用作香爐，只是那大多已不是用青銅鑄的了。現(xiàn)存于臺北故宮的西周青銅器毛公鼎，造型古樸凝重，足下三只獸蹄形足敦實有力。鼎上面有32行497字的長銘文，顯示了此鼎是周室重臣毛公對宣王賦予重權(quán)感恩戴德而鑄。現(xiàn)藏 于上海博物館的西周青銅器大克鼎，在獸面紋中飾以小獸面，還有凸起的觚棱，造型亦是端莊凝重，其290字的長銘文顯示，亦為周室重臣的師華父，因周懿王賜其爵祿蔭及其子孫，其孫為感戴、祭祀祖父的功德而鑄成此鼎。1999年5月20日，在陜西秦始皇陵園東南方約200米處，位于內(nèi)外城垣之間的一座陪葬坑內(nèi)，又出土了一只重212公斤，高60厘米，造型厚重精美，紋飾構(gòu)圖飽滿的秦代青銅鼎。陜西考古界推斷此鼎為秦室宗廟之重器，并譽之為“秦陵第一鼎”。
自商代以來，青銅鼎便被作為權(quán)力和富貴尊卑的標志。至西周時，更是以所用鼎的大小及多少代表貴族的身份等級。《公羊傳》何休注云：“天子九鼎，諸侯七，大夫五，元士三。”后人因而以“一言九鼎”來形容天子的威儀。豪貴之家，也因為有擊鐘列鼎而食的豪奢排場，被稱為“鐘鳴鼎食之家”。由于古代帝王喜在青銅鼎上銘刻文字以記功德，因而青銅鼎又被稱為“鐘鼎禮樂之器”，漢代蔡邕認為它可以“昭德紀功，以示子孫”。（《銘論》）這樣，青銅鼎便又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王權(quán)的象征，國家存亡的標志。我們的華夏之國，也因而被稱為“鐘鼎禮樂之邦”。據(jù)《左傳》記載，春秋時楚莊王曾率兵北伐至洛水，向周王朝炫耀武力，周定王不得不派王孫滿前去犒勞楚軍，而楚莊王竟驕橫地向王孫滿詢問周朝傳國之寶九鼎的大小輕重。這個“楚子問鼎”的典故，顯示了楚莊王覬覦周室之意。《晉書·王敦傳》因而也云：“有問鼎之心，帝畏而惡之。”“問鼎”成了“篡奪”的替代詞。因為鼎一般有三足，于是又延伸產(chǎn)生了鼎峙、鼎立等詞，以喻權(quán)力的并峙。在以往的科舉制度中，又將進士一甲的前三名稱為鼎甲，而狀元居甲之首，又稱鼎元。
青銅鼎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富貴身份，能夠引發(fā)人們那么多有關(guān)王權(quán)和富貴的想象，首先在于其青銅造型的地正規(guī)圓，既凝重而又穩(wěn)定；其次在于紋飾的繁褥富麗。當然彌漫在其造型和紋飾之間的斑斕氣息，更會帶給人們亙久而燦爛的聯(lián)想。
自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各地制作了不少寶鼎，這些鼎已不在是權(quán)力的象征了，而是代表和平，繁榮，祥和和誠信。如：送到聯(lián)合國總部的“世紀寶鼎”，為迎九七香港回歸制作的“香港回歸寶鼎”，澳門回歸制作的“澳門回歸寶鼎”，慶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制作的“民族團結(jié)寶鼎”，還有為發(fā)展旅游制作的湖南衡山的“中華萬壽大鼎”，河南鄭州的“炎黃寶鼎”，廣東肇慶的“肇慶九龍寶鼎”，為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制作的“實事求是寶鼎”，太原建城2500周年制作的“春秋大鼎”。
這些青銅巨鼎全由江西桐青金屬工藝品有限公司承攬制作，被同行和用戶贊譽為“中國鼎王”。為不辜負這個美稱，我公司將不斷提高制作、設(shè)計技術(shù)和服務質(zhì)量，竭誠為社會各界設(shè)計、制作更多、更精美的藝術(shù)品。
